中华民族的道德楷模——吴泰伯

中华民族的道德楷模——吴泰伯

郑昌德

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：“加强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家庭美德、个人品 德建设，加强模范榜样作用，引导人们履行法定义务，社会责任，家庭责任……形成男女平等，尊老爱幼，互爱互助，见义勇为的社会风尚。”充分肯定了“四德”教育中发挥道德模范的榜样作用的重大意义，为全国军民有序开展道德模范建设指明了方向。

 刚刚落下帷幕的“全国道德模范”评选活动，是加强“四德”教育的一次大检阅、大推动，共有53名各行各业的先进人物获此殊荣，他们各有侧重，各展风采，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，但人们有理由追问：谁是全国道德模范中的“完美典范”？谁是中华民族众望所归的“道德楷模”呢？

笔者认为，被孔夫子尊称为“至德”的江南文明的始祖、春秋五霸之一的吴国的奠基人——泰伯公，是中华文明史上的道德“泰斗”，是历史早有公论的道德“圣人”，完全有理由成为中华民族众望所归的“道德楷模”。

一、时代呼唤全民族众望所归的“道德楷模”

我们的时代，是日新月异的时代，是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的时代，也是中华民族日益溶入国际大家庭、加速东西文化交流的时代。

人们对新的时代，既充满期待，也不乏困惑；既是思想活跃，鱼目混杂，又如百花齐放，百舸争流。毫无疑问，一个为各民族人民都能仰慕的“伟人”，一个众望所归的“楷模”，对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和升华，特别在道德品德建设上，尤为迫切和重要。

首先，确立全民族的“道德楷模”，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准。道德，这一既古老、神圣且又神奇的术语，是和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，是人们行为规范的总和；“道”的本义是天道，是绝对真理，是规律和规则；而“德”的本义是得，是得到和获取，亦是道的妙用，是做人的真谛和指南。

中华民族历来高扬圣贤倡导的“道德”大旗，弘扬以“仁义礼智信”为一体的中华传统美德，盛世则道德昌，乱世则道德衰，道德风范的追求和传承则如长江、黄河一样奔流不息，中华民族以自己独有的道德准则和民族气概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

千百年来，人们一直苦苦追求的“民主法治，公平正义，诚信友爱，充满活力，安定有序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”等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，绝对不会从地下冒出来，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，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来精心营造，其中离不开高尚道德品德的教育和普及，离不开道德楷模的榜样示范作用。

当前，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人们在道德修养和价值取向上呈现出多元化、多样性的特征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，拜金主义、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全国已呈滋长和蔓延之势，理想、道德、法制等廉洁高尚之风在不少人头脑中逐渐淡忘和抛弃了，以权谋私、权钱交易、权色交易等丑恶事件举不胜举；不少企业唯利是图，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，损人利己、道德败坏等旧社会的恶习沉渣泛起，甚嚣尘上；在部分青少年中，道德缺失、善恶不分、个人至上等不良风气愈演愈烈，给各级党组织和教育工作者敲响了警钟，也使不少有道德、有良知的公民忧心忡忡。

因此，作为当前的迫切需要，是尽快确立和推崇一个全民族众望所归的“道德楷模”，使中华民族的道德风范更生动、更直感地展示在全体国民的面前，有血有肉，亲切自然，既高大，又平凡；既神圣，又具体。便于全国各地区、各民族、各行各业都能有所遵循，有所鞭策，真正做到：学有榜样，做有依据，查有标准，改有方向。时时有示范，处处是课堂，事事有进步，这是时代的召唤，是现实的需要，是提高全民族道德水准的一件大事，也是精神文明建设和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大创举。

其次，确立全民族的“道德楷模”，便于顺应历史潮流，与时代同进退。道德，也可理解为是社会认可和累积的“约定俗成”。千百年来，他存活在人们的心里，存活在“榜样”的身上。即“人”作为一个社会的人，从远古走来，向未来走去，其一定的社会行为无疑要受到限制，有一定的约束，可以做什么，不可以做什么，都有一定的规矩，有一定的劝导和戒律，是行政权利和法律、法令的必要补充，是一种传承和习惯，是一种理念和信仰。

一个地域辽阔、多民族聚居、各地历史文化经济的变迁千差万别的国家，在五洲震荡、四海云涌的国际、国内的激烈演变过程中，任何思想性、政治性、道义性的东西，都必然会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态势，在现代高科技、网络化、信息化的冲击下，人们熟知和长期通行的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，都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，许多公认的教义、经典和榜样，也会受到种种的责难甚至是“恶捁”，都有一个与时代相适应，与现实相吻合，即与时俱进的问题。

社会变革的时代大潮，无处不在的给人们提出了许多新问题、新疑点。例如，有商品经济，就有追求利润的行为，而与传统的道德考量就有了质的区别；有市场经济，就有优胜劣汰，就有贫富差别，还要不要“助人为乐”？还可不可以“发家致富”？国家鼓励私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，是否还有“属性限制”？合法经营就一定要“先人后己”，“让利于民”吗？社会需要发扬“雷锋精神”，公共场所提倡“主动让坐”，但“见义勇为”就一定要“无私奉献”，英雄一定要“流血又流泪”吗？凡此种种，都是我们必须作出合理解释的问题。

面对种种责难和詰问，我们必须坚信，中华文化中一些基本的教义，一些传统的规范，是历史的积累，是大浪淘沙后的结晶，必然有她的绝对性、永恒性，特别是凝聚着中华传统美德的“道德楷模”经得起历史的考验，只要我们坚定信念，有的放矢地进行专题研讨，拨开迷雾，因势利导，就一定可以适应时代的变迁，荡涤一切污泥浊水，发扬榜样的示范作用，和时代一道前进。

再有，确立全民族的道德楷模，有利于中华文明走向世界。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，是特定的自然条件和长期的历史演变中不断推陈出新、自成一体的文明史，是世界文明百花园中的奇葩和精华，构成了光彩夺目的人间美景，以中华传统美德为基础的中华文明，具有普世的价值，适合任何民族和国家，适合任何时代，适合全人类。

让中华文明走向世界，让中华传统美德在全世界发扬光大，是每一个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，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一个中华民族的道德楷模，有助于世界人民认识中国，了解中国，有助于国际友人、友好国家更便捷地认识中华文明，认同中华文化，弘扬中华美德。

2800年前的孔子作为一名杰出的思想家、教育家，早已走出国门，名扬天下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孔子一生最崇拜、最仰慕、最礼遇的伟人正是我们要推崇的泰伯公。吴泰伯正是孔子心目中无人可及的“道德楷模”，盛赞“其可为至德也已矣”，即令人仰慕的“道德圣人”，认为其十分完美，光照千秋，惊呼“民无得而称焉！”，钦佩之情溢于言表。

如果把孔子的国际地位和泰伯的道德巨人的光辉形象联系在一起，我们不难发现，英雄相惜，圣人相通，孔子的赞赏是那么真诚，孔子的推荐又是那么有力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泰伯公的“中华德圣”地位是当之无愧的，被中国各民族人民所认识、所接受、所仰慕也是勿容置疑的。不仅如此，吴泰伯“中华德圣”的光辉形象走出国门、走向世界，也是指日可待的。果正如此，不但对前进中的中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教育和洗礼，而且对世界文明同样会是一个巨大的贡献，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一定会与日俱进，不可限量！

二、吴泰伯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“道德楷模”

吴泰伯是中国历史上“三让王位”的杰出人物，是被孔子尊称为“至德”圣人的第一人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也将泰伯的历史地位列为《吴太伯世家第一》，加以充分的肯定。

第一，泰伯公是中华民族“道德立国”的优秀“传人”。中华民族素有泱泱大国、谦谦君子、礼仪之邦、道德风范之称，翻开厚重的中华文明史，人们不难看到，从中华人文始祖黄帝开始，“以德立国”一直是华夏代代相传的民族基因。

据史书记载，在五千多年前，轩辕黄帝和民众一道，战尤、制干支、教蚕桑、定律吕、作量器，创立了辉煌灿烂的姬水文明。

随后，唐尧、虞舜、夏禹，都是中华民族名垂史册的圣主明君，毛泽东主席曾在诗词中颂扬过尧舜；夏禹为治洪水，“三过家门而不入”，更是国人妇孺皆知；黄帝五世后稷、十世公刘，二十五世古公亶父等，无不牢记祖训，勿忘传统，勤政爱民，普施德治，在中华史书上留下许多光辉的篇章和佳话。

千百年来，中华民族尚德之风代代传承，才有了泰伯公忠实继承先祖的崇德遗志，让自己毕生的模范实践，在德政、德治、德性、德学等各个方面发扬广大，尽善尽美。形成了以泰伯精神为核心的至德文化，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世代传承。

第二，泰伯公“三让王位”成为“道德圣人”。“沧海横流，方显英雄本色”。泰伯公出生的年代，正是中国商朝的后期，其父是黄帝二十五世孙古公亶父，和国人聚居在今陕西邠县一带，数次迁踄，艰难渡日，泰伯作为古公亶父的长子，深知父亲不满现状，早有“翦商之志”，久有想有让少年才俊、日后果成英主的三弟之子昌接位，便和二弟仲雍一道离家出走，主动让贤，双双逃奔荆蛮，让三弟季历成为唯一的合法接班人，为昌的脱颖而出提供了可能。这是泰伯的一让；

不久，其父毙，泰伯奉命回朝奔丧，其弟推让，泰伯仍不受，此为“二让”；

多年后，其弟王季病故，昌恳请太伯公继位，泰伯再次坚辞不受，史称“三让”。

在历朝历代的文献中，长幼相争、父子相残，真是司空见惯，不胜枚举，而唯有吴泰伯，自始自终识大体，顾大局，主动让位，三请不受，成全了父王翦商之志，最终由周文王脱颖而出，功成名就，不但实现了英主自身的远大抱负，也没有辜负先祖的一番苦心，同时也以重墨浓彩书写了泰伯公“三让王位”的不朽篇章。

第三，泰伯公用毕生的奋斗成为厚泽万代的江南始祖。泰伯公放弃王权后，并没有放弃希望，也决非消极避让，而是在退让中选择，在选择中奋起，在奋起中建功。他率众跋山涉水，由近及远，寻求新的发展，最终选择了无锡梅里作为落脚点，与当地先民生死相依，毕生献给开发江南、缔造吴国的伟业。

泰伯公开发江南的实践，实际上为周王朝在东南沿海开辟了一个“经济特区”，为周王朝化服蛮夷、拓展疆域、加强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泰伯公身体力行，身先士卒，亲自组织修城、开河、挖渠，传播周礼，耕作训兽，数年后，开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人工运河——伯渎港，使水患变水利，历经千年，仍生机勃勃，使吴地一带的水乡泽国成为五谷丰登的鱼米之乡，从此吴国民富国强，四海臣服，泰伯公也以自己的德行和功绩，以自己完美的毕生实践，成为江南民众代代追思和怀念的“世祖”和“德圣”。

三、泰伯公的“三大精神”值得全人类传颂和弘扬

泰伯公的一生，犹如一首气势澎湃的交响乐，响彻历史长空，传播五洲四海，他以无比高雅的至德精神为主旋律，奏响了“三让王权”、“江南开发”、“功成身退”三个至善至美的伟大乐章，始终发挥着榜样示范、激励子孙、鞭策警示的伟大作用。

泰伯公的三大乐章，给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遗产，其中闪烁着不朽的“三大精神”，值得全人类传颂和弘扬。

一是发扬泰伯的“谦让”精神。泰伯公三让王位，名扬四海，其无私的“谦让”精神，和联合国宪章的核心思想——“和平发展”十分吻合。发展是根本，和平是保障，而谦让正是和平的基础。

我们知道，任何一场战争，无不为“利”，无不因“争”，古今中外，概莫例外。而任何一次和平，无不源于“让”，无不来自“和”，让我们倍感痛心的是，人们为了石油，为了边界，为了历史遗留问题，往往不讲谦让，明争暗斗，战争、内乱和恐怖活动变得如此野蛮和频繁，无数血的教训告诉我们，没有泰伯公的谦让精神，就不会有人人渴望的世界和平。

泰伯公“三让王位”的谦让精神，正是团结的基础，是和谐之本，是大同之源。民众的谦让，就可以使家庭和睦，长幼有序，其乐融融；也可以使地区安宁，处处祥和，促进经济、文化的发展。各民族间的谦让、社团间的谦让、党派间的谦让、军民间的谦让、行业间的谦让，可以使国泰民安，百业兴旺，四海升平；国与国之间、各大洲之间、各战略同盟间的谦让和合作，则可以避免国际冲突，减少无谓摩擦，就可以为建设一个和平发展的“大同世界”而共同奋斗。

二是发扬泰伯的“奋斗”精神。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“科学发展观”的战略决策，这和泰伯不畏艰险、开发江南的奋斗精神一脉相承，当年泰伯公礼让王位、离家奔吴，是作好了去吃苦、去奋斗的准备，选择了时正荒蛮的东南沿海，既有一定的偶然性，也有历史的必然性，其中钢铁般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，是泰伯及其吴国先民取得成功的保证。

今天的中国，同样存在许多的困难和问题，同样离不开奋斗，离不开开拓。个人的前途命运靠奋斗，企业的生存发展靠开拓，地区的繁荣昌盛靠奋斗和开拓，如果有了困难，首先想到的是叫苦，是逃避，那是绝对不会成功的，唯有像泰伯公一样，不懈奋斗，全力开拓，才能够有所作为，有所建树。

此外，国际关系的调整和改善，也同样需要发扬泰伯的奋斗精神，埋头苦干，努力开拓，把自己的事情做好，让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；而消极观望，不思进取，只会永远被国人和国际友人唾弃。

古语说得好：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”唯有奋斗，才能既解决“近忧”，又根治“远忧”，岂不快哉！

三是发扬泰伯公的“自律”精神。泰伯公的自律精神是和他的谦让精神、奋斗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，缺一不可。

试想，当年泰伯如果没有超人的“自律”精神，没有超人的道德水准，父王没有公开废黜，长幼之间没有书面的“转让协议”，凭什么要“让”？让王可以，就地享乐不是也很好吗？为什么还要长途跋涉，到东南沿海来吃苦？没有自律精神，凭什么在自己年富力强时，不结婚，不生子，又在事业蒸蒸日上时，主动让位给弟弟，自己安然离开。这一切，只有一个答案，就是因为泰伯公具有惊人的“自律”精神。

联想当今社会，贪赃枉法几乎成了世界性的难题。我国的成克杰、胡长清等共和国的高级干部也会在金钱、美女面前中弹倒地，各地揭露出来的许多惊天大案更是令人嘡目结舌，叹为观止。

如果大家都有志成为吴泰伯的传人，都有一点或更多的“自律”精神，又怎么会发生这么多丧天害理的大案、要案呢？

时代呼唤“自律”精神，时代呼唤全民族的“道德楷模”，但愿3200年前的“德圣”泰伯的道德之光能普照中华大地，让更多的人学会谦让，积极奋斗，永远自律，中国人民一定会无愧于泰伯这个伟大的先祖，一定会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。

2008年5月于无锡